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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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几千年来,侠客都被史官们视作“非主流”的一类人,难登大雅之堂。正史中几乎不见,唯有在小说、戏曲中,他们才能成为主角。纵观二十四史,能为侠客立传的,仅有三家: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。而其中涉及到的人物,不过十几人。

自此,侠客便在史料中销声匿迹。也许有人会说:没关系,我们可以读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,其中的故事不是更加精彩吗?可是,那些都是虚构的人物,读起来固然痛快,却始终缺少一点温度。毕竟,真实的故事,才具有感染力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古人对待侠客的态度,大部分都是暧昧不清、遮遮掩掩,不敢光明正大去谈论的。但司马迁却不一样,他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,不但大胆赞扬侠客,甚至敢为侠客鸣不平。可以说,历代史家中真正认识到侠客价值的,唯司马迁一人而已。

01 三个史官的不同态度

司马迁、班固和范晔,都为侠客作了传。可在我看来,后两个人只是在模仿司马迁。

毕竟,《史记》作为正史的开山之作,影响力太大,它的体裁和内容,都成为了后世的模板。换句话说,倘若没有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,班固和范晔基本不可能关注侠客群体。

当然,他们也并非一味地模仿。对待侠客,三个人各有各的态度。为了把主角留在后面,我们先从班固开始。

  • 班固:侠客是社会秩序混乱的产物

《汉书·游侠传》自开头,便给侠客定了性。

班固眼中的理想社会,正是孔子口中的“周礼时代”。那时候:百官有司奉法承令,以修所职,失职有诛,侵官有罚。可以说上下一体,秩序井然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班固像

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社会就开始乱套了。先是诸侯掌权,无视天子,到后来各国的大夫、强臣纷纷篡政,再无秩序可言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战国四君子:

魏有信陵、赵有平原、齐有孟尝、楚有春申,皆借王公之势,竞为游侠,鸡鸣狗盗,无不宾礼。

——《汉书·游侠传》

他们手下的门客,便是最初的游侠。这些人重私情、讲义气,眼中只有主人的利益,却毫不顾忌天下大义和基本的君臣之道。于是,社会风气大变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战国四君子手下的门客,可以算是“游侠”的雏形

到了汉初,这种风气也没有及时被匡正,以致于豪侠、刺客横行于世,有的甚至发展成庞大的势力,形成了古代的黑社会。

班固也承认,这些游侠在人品上有可取之处,但总的来说,他们私行杀生大权,无视法度,是罪不容诛的。而他们的结局,基本上都是灭门、抄家,可以说是咎由自取。

班固对于侠客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,甚至将他们视作社会混乱的代名词。

  • 范晔:侠客是一群偏执的人

与其他两位不同,范晔给侠客立的传,取名为《独行列传》。所谓“独行”,用通俗的话说,就是“偏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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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晔像

关于如何做人,范晔也有一个理想的标准,那就是儒家所说的“中庸之道”。倘若一个人做不到中庸,便会产生两种结果:一种叫“狂”,一种叫“狷”。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

无论是“狂”还是“狷”,总之,他们都与世俗不合。又因为这类人的性格差异很大,无法详细分类,因此范晔索性将其归为一类,称为“独行篇”。

对于范晔来说,为这些人作传,没有别的目的,只是因为他们的确存在,所以要客观记录罢了。用他的话说:措之则事或有遗,载之则贯序无统。(不记录,会觉得有遗漏;记录吧,又觉得不入正统)听起来,颇有点不情愿的味道。

我想范晔本人,虽然对侠客不持否定态度,但也谈不上赞扬。

  • 司马迁:侠客是一群值得称道的人

为侠客作传,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大心愿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,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。

他在序言中这样说道:曾经的战国四君子,纵然声名显赫,也只不过是凭借着尊贵的身份和财富而已;而那些民间的侠客靠着自身的品德和事迹,也能够扬名立万,要比他们更加难得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怀着遗憾和敬仰之情,司马迁特地为同时代的侠客作了《游侠列传》

然而,这些侠客却遭到儒家、墨家的排斥,各类典籍均不予记载: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没不见,余甚恨之。

余甚恨之”这四个字,足见司马迁对待侠客的态度。也正因如此,司马迁的《游侠列传》,只能够记录秦汉之际的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和郭解等人。这不得不说,是一个遗憾。

与班固和范晔不同,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,儒家的地位并不高。不过,这也许对司马迁来说是一件幸事。只有这样,他才能接触到各种思想,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。相比班固、范晔动辄“子曰诗云”,司马迁要客观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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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非子提出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”,贬低儒生和侠客

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: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儒生和侠客,都是被世人讥笑的群体。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,他同时肯定了儒和侠两种人。并且他认为,既然儒生能够凭借学问和道德获得尊重,侠客同样可以。甚至在某些方面,侠客还要强于那些迂腐的儒生。

总而言之,在司马迁的眼中,侠客是一群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人,他们值得被历史铭记。

02 侠客的特点

侠客不等于违法乱纪的暴徒,尽管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但在司马迁看来,侠客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

  • 第一,重视承诺,言必信,行必果。

西汉游侠郭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郭解替人办事,一定竭尽全力办成,如果实在办不成,他也会负责到底,力求使各方都满意。否则,郭解不会要一点报酬,甚至羞于去吃人家的酒饭。

可以说,游侠都是实干家。他们不在意办事的方式、过程,只看重结果。说到做到,绝不找借口。

  • 第二,专门救急。

用司马迁的话说,叫“赴士之困厄”。秦汉之际的游侠朱家,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与汉高祖同时代的游侠朱家,救济过无数有名人士,但自己却很低调

朱家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。那时,国家动荡,战争频繁。朱家则专门收留、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人,受过他帮助的有名有姓的豪杰,就有几百个。《史记》载,朱家:

振人不赡,先从贫贱始。家无余财,衣不完采,食不重味,乘不过軥(qú)牛。专趋人之急,甚己之私。

  • 第三,不求回报,也不夸耀自己。

司马迁称他们“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”。说白了,就是做好事不留名。如果他们听到有人吹嘘自己,甚至会感到羞耻。

游侠朱家,就曾经救济过落魄的季布。后来,季布先后在楚、汉担任要治,地位显赫。朱家却从没想过得到回报,他终身不见季布,更不让季布找到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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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解无疑是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的头号主角,司马迁为他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

郭解同样如此。史书记载他“以德报怨,厚施而薄望”。救了别人的性命,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。《史记》中记载了一件事,生动地表现出郭解的这种性格:

据说,洛阳有两家人相互结仇,闹得不可开交,城中数十个有名望的豪杰居中调解,都没能平息事态。后来,郭解亲自出面,一番劝解之下,双方决定和好。但这时,郭解却让他们暂时不要和好。为什么呢?因为郭解不想让洛阳的豪杰丢面子,更不想显摆自己的功劳。

于是他说:待我去,令雒阳豪居其间,乃听之。就这样,郭解把功劳让给了洛阳豪杰,自己偷偷“溜走”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正如李白《侠客行》所说: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

03 社会需要侠客

事实上,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。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,侠客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因此,不管历代封建统治者如何贬斥、镇压,都无法彻底消灭侠客。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侠客有他们存在的价值。

在司马迁看来,侠客的价值主要有两点:

  • 第一,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,侠客便是解决困难的那个人。

所谓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即使是像虞舜、姜子牙、孔子这样的伟人,也会面临朝不保夕、性命垂忧的局面,何况普通人呢?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孔子周游列国期间,曾被围困于陈、蔡,险些饿死

人一旦遭遇这种困境,求神拜佛是没用的,指望正规合法的援助,往往也来不及,这时候,唯一能站出来提供帮助的,只有侠客。

而今,我们的社会同样有这样的侠客。拾金不昧者、毁家纾难者、见义勇为者,还有那些参与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、社工、志愿者,正因为有了他们,我们的社会才变得更好。

真心希望,会有人专门记录他们的故事,令他们能够被历史铭记。这样,后来者就不会发出司马迁那样的遗憾和感慨了。

  • 第二,仁义道德,建立在物质和欲望的基础之上。

司马迁用了一句民间俗语,来说明这个道理:何知仁义?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

武王伐纣成功之后,伯夷、叔齐认为周人是反贼,于是双双饿死首阳山。但人们依然歌颂周朝,并不认为伯夷、叔齐有多伟大;同样,历史上著名的暴徒盗跖、庄跻,固然危害社会、残暴不仁,但他们的党徒却依然称颂、崇拜着他们。

“非主流”的侠客:历代史家,只有司马迁为其鸣不平

伯夷、叔齐怀着对商王朝的忠诚,饿死在首阳山,但丝毫不影响世人对周王朝的歌颂

由此可以看出,只有在物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之后,才可以谈仁义道德。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

所以,司马迁对那些满口大道理,却不做实事的儒生,是十分看不起的;而对那些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困难的侠客,则赞不绝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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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

放在今天的时代,我们不妨将司马迁口中的侠客,称为“伟大的小人物”。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,却凭借自身的努力,尽可能地帮助和影响身边的人,最终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尊重。

正如司马迁所说,侠客不该被遗忘,伟大的小人物也不该湮没在历史中。社会需要侠客,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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